唐宋八大家之首

　　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，即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、苏洵、苏辙（苏轼，苏洵，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）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(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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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：韩愈（768～824）字退之，唐宋八大家之首，是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河阳（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）人，汉族。祖籍河北昌黎，世称韩昌黎。晚年任吏部侍郎，又称韩吏部。谥号“文”，又称韩文公。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，破骈为散，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宋代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，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，即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、苏洵、苏辙(苏轼，苏洵，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)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(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)。

韩愈、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，欧阳修、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，王安石、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。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，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。

唐宋八大家之首是谁?

唐宋八大家之首是韩愈(768～824)，字退之，是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河阳(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)人。祖籍河北昌黎，，世称韩昌黎，晚年任吏部侍郎，又称韩吏部。谥号“文”，又称韩文公。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，破骈为散，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

宋代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道济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勇夺三军之帅”(八代：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);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，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;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，称为“杜诗韩笔”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，《师说》等。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，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，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，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，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，如“落井下石”、“动辄得咎”、“杂乱无章”等。在思想上是中国“道统”观念的确立者，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。韩愈(768—824)唐朝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。他曾担任要职，参与政治活动；他崇奉儒学，力排佛老。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与实践者，被后人尊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

公元802年5月（唐贞元十八年），时值初夏，风光明媚，初露头角的韩愈作华山游。

那年他35岁，正是意气风发的好年纪，何况又刚刚拿到太学里的四门博士委任状，情致当然很好。虽然四门博士，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员，在冠盖满京华的长安，属较低职位，不为人待见。正如时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标出“一级作家”字样，会有人因此将他或她，当作一盘菜吗？不过京师官员的身份，对一个苦熬多年的文士来说，也算讨到一个正果。做一名公务员，唐时和现时差不多，在有保障这一点上，总是值得欣慰的事。

他在公元786年（唐贞元二年），来到京师应试。那是当时的全国统考，要比当今的高考难上好多倍。他用六年工夫，一连考了三次，都以名落孙山告终。直到公元792年（唐贞元八年）第四次应试，老天保佑，他得中进士。随后，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谋官，因为中了进士不等于就可以到衙门做事，还需要参加遴选官员的考试，考上以后成为公务员，方可留京或外放。唐代的科举，一方面要有学问，一方面要靠关系，后者比前者甚至更重要一些。在后者上韩愈是个弱势考生，一无门第背景，二无要人荐举，不过他有性格倔强的一面，相信自己的本事，三次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会试，结果却三次扑空。不认输的韩愈，接着上书宰相，陈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，足堪大用，求其擢拔，不知是宰相太忙，还是信未送达，写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。看来命也运也难以强求，失望之余，他退而求其次，便设法到地方上谋一份糊口的差使。

一个有才华的人，不使劲儿折腾也许是出不了头的。韩愈的一生，证明这个道理。人从来就是一个矛盾体有其长处，必有其短处；有其优点，亦有其缺点。图为元朝鲜于枢《韩愈进学解》，内容是韩愈的名文《进学解》。鲜于枢用行书、草书所写，前半部以行书为主，后半部以草书为主，潇洒自然，一气呵成，刚柔顿挫，节奏分明。

正好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，需要人手，他投奔而去，在其手下任观察推官。后来董晋病故，他又转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任节度推官。不久张建封也病故了，不走运的韩愈连一个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，也干不成，只好回到洛阳赋闲。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八年，他的遭遇恰如《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》诗中“倏忽十六年，终朝苦寒饥”写的那样无比辛酸。不过文学讲夸张，诗歌讲比兴，难免浮泛的成分，可信也不能全信，韩愈的日子不算好过，却真是事实。韩愈的一生，怕穷是出了名的，一篇《送穷文》大谈穷鬼之道。元人王若虚讽刺过他：“韩退之不善处穷，哀号之语，见于文字。”还奇怪他：“退之不忍须臾之穷。”韩愈发达以后，很会搂钱，渐渐富有，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。唐人刘禹锡这样形容“一字之价，辇金如山”，稿酬之高，骇人听闻。但有了钱的他，为人也好，为文也好，仍旧哭穷不止。

现在已查不到他是怎么谋到四门博士这个位置的，但可以查到“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欲率其徒伏阙下，请愈为博士”（《韩愈年谱》）这样一条花边新闻。看来，他有群众，他有声势，甚至还有舆论支持，说明他颇具能量、挺能折腾。他竟然蛊惑国子监的师生一众，聚集紫禁城下，伏阙示威，要挟最高行政当局，必让德高望重的韩先生来教诲我们，不然我们就罢课罢教。学运从来都是领导人头疼的事，也许因此，韩愈得以到太学里任四门博士一职。这说明16年他漂在长安，混得不错。穷归穷，诗归诗，苦归苦，文归文，声望日高，人气颇盛，否则众多太学生也不会成为他的“铁杆粉丝”。

一个有才华的人，不使劲儿折腾也许是出不了头的。韩愈的一生，证明这个道理。话说回来，你没有什么才华，或者，有点儿才华也不大，还是不宜大折腾，因为这要折腾出笑话来的。同样，你确有才华、确有本事，你要不折腾，对不起，你就窝囊一辈子吧！凡既得利益者，因为害怕失去，无不保守求稳、循规蹈矩，努力压住后来者脑袋，不让他们出头；凡未得利益者，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无不剑走偏锋、创新出奇、想尽办法，使出吃奶的劲儿踢开挡道者、搬开绊脚石。看来韩愈成功的“葵花宝典”，奥秘和他始终以先锋、新潮、斗士的姿态出现有关。

应该说，要想在政坛、文坛立定脚跟，第一是领先，走前一步；第二是创新，与人不同；第三是折腾，敢想敢干，这是生死攸关的说不上是秘诀的秘诀。哪怕用膝盖思索，用脚后跟思索，也该明白：沿续前人的衣钵，前人的影子会永远罩住你；跳出前人的老路，没准能够开辟自己的蹊径。一个人，即使对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也不会甘心一辈子扮演乖宝宝的角色，何况有头脑、有思想、有天赋，因此不安于位的人呢？

扛起文学革命大旗的韩愈

在韩愈之前，有一个名叫陈子昂、字伯玉的人，在中央政府任职，颇受武则天赏识，授麟台正字（相当于国务秘书）。因他见解睿智、能力出色、敢出奇牌、行为独特。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，关过他又放了他；曾擢至右拾遗，官四品高抬重用，也曾一抹到底解职归乡，将他抛弃。最终，陈子昂竟遭到一个小小县令的构陷，瘐毙狱中。他死时只有四十多岁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当初，他从四川射洪来到长安为官，这个慷慨任侠、风流倜傥的人，很快成为那些活跃的、时代的、风头的、逆反的、非僵尸型同行的核心人物。长安很大，比现在的西安大十倍，没有公交，而且夜禁，天一黑就实行戒严。这一伙潮人，吃喝睡住，成天厮混在他身边。陈子昂不甚有钱，但敢花钱，这与韩愈有钱还哭穷正好相反，经常邀朋聚友高谈阔论，文学派对座无虚席，或评弹文坛，或刻薄权威，或笑话同行，或索性骂娘。因为，初唐文人仍旧宗奉“梁陈宫掖之风”，骈文统治文坛，而为唐高宗文胆的上官仪，以宫廷诗人身份所写的轻靡藻丽的诗篇，竟成为时人竞相仿效的“上官体”流行一时。让陈子昂相当恼火，什么东西，老爷子这种“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”的玩意儿，怎么能够大行其道呢？于是他和他的文友，酒酣耳热之余，拍案乱喷狂言，对主持文学领导层面的要员表示不敬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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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到幽州出差，登蓟北台，朔风呼啸，山海苍茫，天高地阔，心胸豁朗，这是陈子昂在巴蜀盆地、河洛平原，绝对欣赏不到的大气派、大场面。他马上想到当时那种很不提气、很不给力的花里胡哨、空洞无物、精神萎靡、情志衰颓的文字，马上想到承继着六朝以来、骈偶浮艳、华而不实、毫无生气可言的文风，马上想到这一切与盛世王朝绝对相背的文学状况，得出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，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传”的结论。在这样的大时代里，读不到震撼灵魂、振奋人心的大块文章，真是好不爽，好不爽啊！于是，脱口而出，写下四句名诗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这首诗几乎无人不知，解释者也其说不一，其实他的这首吊古伤今的《登幽州台》，并无悲天悯人之意，而是充满着诗人对于当时文学走入绝境的忧虑。有人说他呼唤时代、呼唤英雄，这就是绝对的走题了。从李世民到武则天，那是唐朝最强盛的时代，而李世民和武则天也是唐朝最杰出的英雄，用得着陈子昂在那儿迎风掉泪吗？这四句诗，是领风气之先的文学呼唤，具石破天惊的警醒意义，从此揭开了唐代文学运动的序幕。

韩愈有一首《荐士》诗，其中一句“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”。他也认为陈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学改革的先锋。从陈子昂到韩愈，约一百多年间，尝试文学改革的人士络绎不绝。包括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王勃，他的《滕王阁序》，是多漂亮的一篇骈文啊，即使这样一位大手笔，他也认为唐代文风没有什么起色，“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”，让他感到沮丧。同期还有萧颖士、李华、颜真卿、元结诸人，用散文写作，推动改革。但改骈为散的努力，一直未成气候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文学老爷的厉害，就在于他要掐死你，易如反掌；你要推动他，比撼山还难。上官婉儿的祖父，除了武后能收拾他，一帮文学小青年徒奈他何？直到韩愈打出复古旗帜，加之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元稹、李翱、皇甫湜等人志同道合，才终结了宋齐梁陈以来的软文学。

软文学并非绝对不好，要统统都是软文学的话，文学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。

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文学的发展，总是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，它俩是命运共同体，两者有时吻合一点，有时疏离一点，但背道而驰是绝不可能的。时代变了，文学也得变，辛亥革命后的五四运动，取白话文，去文言文，这一场仅仅是书面语言的改变，竟比民国后剪掉辫子更让国人震动。这也是时代变了，上层建筑势所必然的适应；同样的道理，当下中国读者为了期待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，而恨铁不成钢地鞭策当代作家之不振作、不成器，痛斥那些文学瘪三制造出无数的文学垃圾，如陈子昂一样地吼出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他所说的话也许不甚中听，但却为催促我们这个民族的壮丽史诗产生，期待我们这个国家的鸿篇巨制出现，热忱之心，情急之意，是应该理解的。

韩愈为何在北宋颇受推崇？

现在来说攀登华山的韩愈本人，他生于公元768年（唐代宗大历三年），逝于公元824年（唐穆宗长庆四年），享年57岁。字退之，邓州南阳人，后迁孟津（河南省孟州市）。自谓郡望昌黎，世称韩昌黎，因谥文，又称韩文公。他还有一个不见诸典籍的响亮头衔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首席。唐、宋两朝，乃中国文学最为黄金的时代，文人如满天星斗，璀璨夺目；作品如大海涌涛，波澜壮阔。就在这成百上千的杰出人士之中，选了韩愈、柳宗元、“三苏”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这八位，为散文大家，这是何等崇高的褒誉？我们知道，诺贝尔文学奖原则上每年一个，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，就选了这八位，平均下来每一百年才有一位，这就意味着“八大家”的每一位，等于得了100个诺贝尔文学奖。而其中的首席韩愈，成为“百代文宗”，也就顺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。

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，你读过古文吗？如果他点头，这就意味着他知道韩愈，知道“唐宋八大家”，这是稍通文化的中国人最起码的文学常识。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外国人，你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吗？如果他点头，你要是让他一口气，不查资料，不点百度，能说出八位获奖者的名字和代表作，估计张口结舌者多。“唐宋八大家”的说法始自明代，有一个叫茅坤的选家，编了一部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将韩愈名列领衔位置，一直为世人所首肯，延续至今，无人异议，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。近年来，追求不朽，成了某些人的心病，一些还健在的有点成就的作家、一些刚逝世的有点名望的作家，便来不及地盖庙建祠、树碑立传、香烛纸马、供奉鼓吹，以示不朽。文学史这把尺子，以数年计，以数十年计，而不是以数百年来测量不朽，往往是不准的。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，从轰轰烈烈到一蹶不振，从光芒四射到了无声息，一串一串的大师，一出一出的闹剧，一批一批的不朽，一堆一堆的泡沫，都是我们大家亲眼目睹过的。

如今已成为广东潮州的一个景点的韩祠，又称韩文公庙，却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。唐代文学大师的庙，到隔朝宋代才修，说明古人对“不朽”一词的慎重。这座公元999年（宋真宗成平二年）兴建的庙，离韩愈逝世的公元824年（唐穆宗长庆四年），已有175年的时间跨度。是真金白银、是废铜烂铁，是骡子、是马，经过近二百年的过滤沉淀，朽或不朽，自有公论，板上钉钉，毋庸置疑。由此来看，肉眼凡胎的我们，对于同时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断，难免有藕断丝连的感情因素，再加之炒作、起哄、鼓吹、抬轿，云山雾罩，扑朔迷离，薰莸不分，泥沙俱下，弄得读者无所适从，莫衷一是，远不如时间老人那样看得准、看得透。在跟班和跑腿的马屁簇拥下，在虚荣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，那些建纪念馆以求不朽的人，自封不朽，贻人笑柄，人捧不朽，更是笑话。再说不朽又不是小笼包子需要趁热吃，至于那么急着加冕吗！该不朽，谁也挡不住你不朽；不该不朽，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贤盖三千生祠，最后不也土崩瓦解了嘛！

韩愈这个名字，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其来有自，因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。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盖文学小庙者，可曾有创新、领先，走在时代前面，令文学面貌一变的努力？如果回答为NO，这种一相情愿，以为树一个牌位、挂两张旧照、放几本著作、存数册手稿，就会永远被后人记住，那也太自作多情了。

唐代的古文运动，说到底是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捡起来，所以又称之“复古”。不过，韩愈并非全盘照搬地“复古”，而是在继承古文传统的基础上，创造出全新的散文文体。虽然他主张“破骈为散”，恢复两汉以来司马迁、扬雄自然质朴的文体，但他更主张“师其意而不师其辞”，“言贵独到”，“能自树立”，“辞必己出”，“文从字顺”，“唯陈言之务去”。然而，去陈出新，谈何容易。他在《答李翊书》里说，创新是“戛戛乎其难哉”的事情，问题还在于新生事物，不但不会得到习惯势力、保守思想的接纳，而是被抵制、被非难，甚至受嘲笑、受打击。但他坚信，只要能够“处心有道，行己有方”，顶住压力，冲锋陷阵，古文运动的这场改革，在他看来，只要“用则施诸人，舍则传诸其徒，垂诸文而为后世法”地坚守阵地，倒下再起，总是能够荡涤浮华，扫尽艳丽，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。

韩祠建成以后，又数十年后，对韩愈崇拜之至、褒美之至的宋人苏东坡，撰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，现在潮州韩文公祠里还保存着这块碑石。其中赞他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，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运”。以及“独韩文公起布衣，谈笑而麾之，复归于正，盖三百年于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。此岂非参天地，关盛衰，浩然而独存者乎？”评价之高，可以说是登峰造极。宋人司马光在其《答陈师仲司法书》中说到韩愈，有“文章自魏晋衰微，流及齐、梁、陈、隋，羸备纤靡，穷无所之。文公杰然振而起之，如雷霆列星，惊照今古”等文字，也是臻至极致的赞美。

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里，对宋代高抬韩愈的现象，有过一番讽刺：“韩昌黎之在北宋，可谓千秋万岁，名不寂寞矣……要或就学论，或就艺论，或就人品论，未尝概夺而不与也。”

北宋追捧韩愈是一种必然，北宋立国以后，到真宗、仁宗之际，适与陈子昂《登幽州台》问世时的唐代，从“贞观之治”到武后临朝，同处于盛世光景的辉煌中。对于前朝文学遗产的扬弃，对于当代新兴文学的建立，遂成迫切的要务。而北宋所承接的五代文学，除了绵软无骨的花间词，便是空泛无物的西昆体，可谓乌烟瘴气，不成气候，与前朝的“梁陈宫掖之风”、浮艳骈偶之文，有得一拼。于是，以韩愈为样板，欧阳修、尹师鲁奋起拨乱反正，加之司马光、王安石、“三苏”、“两曾”等人的创作实践，使文学重归于正道。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唐二、宋六，证明宋代散文的发展，要先进于唐。

北宋的诗文革新，也是在阻力多多、障碍重重中前行。公元1057年（嘉祐二年）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，选了苏轼、曾巩，而将时望所归的考生除外，就是因他们的文章华而不实。欧阳修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提倡什么、反对什么，来促进文风的改变。结果事与愿违，开封城里竟引发了落榜考生闹事的风潮。他们在官道上包围主考大人，兴师问罪，幸亏当时不兴扔鸡蛋、摔西红杮，否则欧阳修真得吃不了兜着走。“及试榜出，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。嚣薄之士候修晨朝，群聚诋斥之，至街司逻吏不能止。”（宋朝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

由此可以想象，北宋文人也许因为惺惺相惜之心，深感唐代韩愈进行古文运动之艰难，出于同志式的知心、战友式的敬意，笔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也将韩、欧一体而论：“文章涉晋、魏而弊，至唐韩愈氏振起之。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，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。挽百川之颓波，息千古之邪说，使斯文之正气，可以羽翼大道，扶持人心，此两人之力也。”不过，即使在北宋，韩愈成为抢手的绩优股，溢美夸饰，不绝于口的同时，也有清醒者，既认可他、肯定他，也看到他的不足、他的欠缺。譬如司马光在《颜乐亭颂》中说：“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，如市贾然，以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，又好悦人以铭志，而受其金，观其文，知其志，其汲汲于富贵，戚戚于贫贱如此。”譬如欧阳修在《与尹师鲁第一书》中说：“前世有名人，当论事时，感激不避诛死，真若知义者；及到贬所，则感感怨嗟，有不堪之穷苦，形于文字，其心欢戚，无异庸人。虽韩文公不免此累。”这就是历史的视觉差距了，历史看一个人，总是聚焦于忠奸贤愚的主要方面，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，如同电子学上的栅极作用，年代愈久，时间愈长，光辉的部分愈被烛照，愈被强调，无关紧要的部分愈益淡化，愈益虚无。